冗談通信

「No one hears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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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巴黎评论》马尔克斯访谈个人摘录

我一直相信,我真正的职业是做记者。以前我所不喜欢的是从事新闻业的那种工作条件。再说,我得把我的思想和观念限定在报纸的兴趣范围内。现在,作为一名小说家进行工作之后,作为一名小说家取得经济独立之后,我确实可以选择那些让我感兴趣的、符合我思想观念的主题。不管怎么说,我总是非常高兴能有机会去写一篇新闻杰作。


《巴黎评论》:你认为小说可以做新闻做不到的某些事情吗?

加西亚·马尔克斯:根本不是。我认为没有什么区别。来源是一样的,素材是一样的,才智和语言是一样的。丹尼尔·笛福的《瘟疫年纪事》是一部伟大的小说,而《广岛》是一部新闻杰作。


《巴黎评论》:在平衡真实与想象方面,记者与小说家拥有不同的责任吗?

加西亚·马尔克斯:在新闻中只要有一个事实是假的便损害整个作品。相比之下,在虚构中只要有一个事实是真的便赋予整个作品以合法性。区别只在这里,而它取决于作者的承诺。小说家可以做他想做的任何事,只要能使人相信。


《巴黎评论》:你是怎样开始写作的?

加西亚·马尔克斯:通过画画。通过画漫画。在学会读和写之前,我在学校和家里经常画连环画。好笑的是,我现在了解到,我上高中时就有了作家的名声,尽管事实上我根本没有写过任何东西。要是有什么小册子要写,或是一封请yuan书,我就是那个要去写的人,因为我被认作是作家。进了大学之后,我碰巧拥有一个大体上非常好的文学环境,比我的朋友们的平均水平要高出许多。在波哥大的大学里,我开始结交新朋友和新相识,他们引导我去读当代作家。有个晚上,一个朋友借给我一本书,是弗朗茨·卡夫卡写的短篇小说。我回到住的公寓,开始读《变形记》,开头那一句差点让我从床上跌下来。我惊讶极了。开头那一句写道:“一天早晨,格里高尔·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,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。”读到这个句子的时候,我暗自寻思,我不知道有人可以这么写东西。要是我知道的话,我本来老早就可以写作了。于是我立马开始写短篇小说。它们全都是一些智性的短篇小说,因为我写它们是基于我的文学经验,还没有发现文学与生活之间的关联。小说发表在波哥大《旁观者报》的文学增刊上,那个时候它们确实取得了某种程度的成功——可能是因为哥伦比亚没有人写智性的短篇小说。当时写的多半是乡村生活和社交生活。我写了我的第一批短篇小说,那时有人便告诉我说,它们受了乔伊斯的影响。


《巴黎评论》:那个时候你读过乔伊斯了吗?

加西亚·马尔克斯:从来没有读过乔伊斯,于是我开始读《尤利西斯》。我读的只是可以弄到手的西班牙文译本。后来,我读了英文的《尤利西斯》,还有非常棒的法文译本,这才知道,原先的西班牙文译本是非常糟糕的。但我确实学到了对我未来的写作非常有用的某种东西——内心独白的技巧。后来在弗吉尼亚·伍尔夫那里发现了这种东西,我喜欢她使用它的那种方式更胜于乔伊斯。虽说我后来才认识到,发明这种内心独白的那个人是《小癞子》的佚名作者。




《巴黎评论》:能说说早年对你有影响的人的名字吗?

加西亚·马尔克斯:真正帮我摆脱短篇小说智性态度的那些人,是“迷惘的一代”的美国作家。我认识到他们的文学有一种与生活的联系,而我的短篇小说是没有的。

然后发生了与这种态度有重要关联的事件,就是“波哥大事件”。一九四八年四月九日,当时一位zhengzhilingdaoren盖坦遭到了qiangji,bogeda的人民在街头制造saoluan。那时我在公寓里准备吃午饭,听到了这个消息就朝那个地方跑去,但是盖坦刚好被塞进一辆出租车送到医院去了。在我回公寓的路上,人们已经走上街头,他们youxing、洗劫商店、fenshao建筑,加入到他们当中。

那个下午和晚上,我终于意识到我所生活的这个国家的存在,而我的短篇小说与它任何一个方面的联系都是微乎其微的。后来我被迫回到我度过童年的加勒比地区的巴兰基利亚,我认识到那就是我所生活过的、熟悉的生活类型,我想要写一写它。

大约是一九五〇年或五一年,另一个事件的发生影响了我的文学倾向。我妈妈要我陪她去阿拉卡塔卡、我的出生地,去把我度过了最初几年的那间房子卖掉。到达那里的时候,我首先感到非常的震惊。这会儿我二十二岁了,从八岁离开之后从未去过那里。真的什么都没有改变过,可我觉得我其实并非是在看这座村子,而是在体验它,就好像我是在阅读它。这就好像我所看见的一切都已经被写出来了,而我所要做的只是坐下来,把已经在那里的、我正在阅读的东西抄下来。就所有实际的目标而言,一切都已经演化为文学:那些房屋、那些人,还有那些回忆。我不太肯定我是否已经读过福克纳,但我现在知道,只有福克纳的那种技巧才有可能把我所看见的写下来。村子里的那种氛围、颓败和炎热,跟我在福克纳那里感觉到的东西大抵相同。那是一个香蕉种植园区,住着许多果品公司的美国人,这就赋予它我在“南方腹地”的作家那里发现的同一种氛围。批评家谈到福克纳的那种文学影响,可我把它看做是一个巧合:我只不过是找到了素材,而那是要用福克纳对付相似素材的那种方法来处理的。

去那个村子旅行回来后,我写了《枯枝败叶》,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。

去阿拉卡塔卡的那次旅行,在我身上真正发生的事情是,我认识到我童年所遭遇的一切都具有文学价值,而我只是到了现在才略懂欣赏。从我写《枯枝败叶》的那一刻起,我认识到我想成为一名作家,没有人可以阻拦我,而留给我要做的唯一一件事情,便是试图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作家。那是在一九五三年,但是直到一九六七年,在我已经写了八本书中的五本之后,我才拿到我的第一笔版税。


《巴黎评论》:你是否认为,对于年轻作家来说这是常见的:否认其童年和经验的价值并予以智性化,像你最初所做的那样?

加西亚·马尔克斯:不是的,这个过程通常是以另外的方式发生的。但如果我不得不给年轻的作家一点忠告,我会说,去写他身上遭遇过的东西吧。一个作家是在写他身上遭遇的东西,还是在写他读过的或是听来的东西,总是很容易辨别。巴勃罗·聂鲁达的诗中有一个句子说:“当我歌唱时上帝助我发明。”这总是会把我给逗乐,我的作品获得的最大赞美是想象力,而实际上我所有的作品中没有哪一个句子是没有现实依据的。问题在于,加勒比的现实与最为狂野的想象力相似。


《巴黎评论》:这个时候你为谁而写?谁是你的读者?

加西亚·马尔克斯:《枯枝败叶》是为我的朋友写的,他们帮助我,借给我书,对我的作品非常热心。大体上我认为,通常你确实是为某个人写作。我写作的时候总是觉察到这个朋友会喜欢这一点,或者那个朋友会喜欢那一段或那一章,总是想到具体的人。到头来所有的书都是为你的朋友写的。写了《百年孤独》之后的问题是,现在我再也不知道我是在为千百万读者中的哪些人写作,这使我混乱,也束缚了我。这就像是一百万双眼睛在看着你,而你真的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。


《巴黎评论》:新闻对你的创作有什么影响?

加西亚·马尔克斯:我想这种影响是相互的:创作对我从事新闻工作有帮助,因为它赋予它文学的价值;新闻工作帮助我创作,因为它让我与现实保持密切的联系。


《巴黎评论》:在写了《枯枝败叶》之后,在能够写《百年孤独》之前,你经历了风格的摸索,你会如何描述这个过程?

加西亚·马尔克斯:写了《枯枝败叶》之后,我得出结论,写那个村子和我的童年其实是一种逃避,逃避我不得不要面对的、要去写的这个国家的zhengzhi现实。我有了那种虚假的印象,以为我正在把自己掩藏在这种乡愁的背后,而不是面对那正在发生的zhengzhixing的东西。这便是文学和zhengzhi的关系得到了相当多讨论的那个时期。我一直试图弥合两者之间的沟壑。我一直深受福克纳影响,现在则是海明威。我写了《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》《恶时辰》和《格兰德大妈的葬礼》,这些作品多少都是写在相同的时期,很多方面都有共同点。这些故事发生在与《枯枝败叶》和《百年孤独》不同的一个村子。这是一个没有魔幻色彩的村子。这是一种新闻式的文学。可是当我写完了《恶时辰》,我发现我所有的观点又都是错误的。我终于领悟到,我关于童年的写作事实上比我所认为的要更加富于zhengzhixing,与我的国家有着更多的关系。《恶时辰》之后,有五年时间我没有写过任何东西。我对我一直想要做的东西有了想法,但总觉得缺了点什么,又拿不准那是什么,直到有一天找到了那种正确的调子——我最终用在《百年孤独》中的那种调子。它基于我祖母过去讲故事的方式。她讲的那种东西听起来是超自然的,是奇幻的,但是她用十足的自然性来讲述。当我最终找到我要用的那种调子后,我坐了下来,一坐坐了十八个月,而且每天都工作。


《巴黎评论》:你经常使用孤独的权力这个主题。

加西亚·马尔克斯:你越是拥有权力,你就越是难以知道谁在对你撒谎而谁没有撒谎。当你到达绝对的权力,你和现实就没有了联系,而这是孤独所能有的最坏的种类。一个非常有权力的人、一个独裁者,被利益和人所包围,那些人的最终目标是要把他与现实隔绝;一切都是在齐心协力地孤立他。


《巴黎评论》:你如何看待作家的孤独?它有区别吗?

加西亚·马尔克斯:它和权力的孤独大为相关。作家描绘现实的非常企图,经常导致他用扭曲的观点去看待它。为了试图将现实变形,他会最终丧失与它的接触,关在一座象牙塔里,就像他们所说的那样。对对此,新闻工作是一种非常好的防范。这便是我一直想要不停地做新闻工作的原因,因为它让我保持与真实世界的接触,尤其是政治性的新闻工作和政治。《百年孤独》之后威胁我的孤独,不是作家的那种孤独;它是名声的孤独,它与权力的孤独更为类似。幸好我的朋友总是在那儿保护我免于陷入那种处境。


《巴黎评论》:怎么个保护法?

加西亚·马尔克斯:因为我这一生都在设法保留相同的朋友。我的意思是说,我不跟老朋友断绝或割断联系,而他们是那些把我带回尘世的人;他们总是脚踏实地,而且他们并不著名。


《巴黎评论》:事情是怎么开始的?《族长的秋天》中反复出现的一个形象便是宫殿里的母牛,这个是原初的形象吗?

加西亚·马尔克斯:我打算给你看一本我弄到的摄影书。在不同的场合我都说了,我所有作品的起源当中,总是会有一个形象。《族长的秋天》的最初的形象,是一个非常老的老人,他待在一座豪华的宫殿里,那些母牛走进殿内啃食窗帘布。但是那个形象并不具体,直到我看到了那幅照片。我在罗马进了一家书店,开始翻看那些摄影书,我喜欢收集摄影书。我看到了这幅照片,而它正好非常棒。我只是看到了它将要成为的那种样子。既然我不是一个大知识分子,我只好在日常事物、在生活中而不是在伟大的杰作中寻找先例了。




《巴黎评论》:你的小说有过出人意料的转折吗?

加西亚·马尔克斯:起初那是常有的事。在我写的最初的那些短篇小说中,我有着某种总体的情绪观念,但我会让自己碰运气。我早年得到的最好的忠告是,那样写很好,因为我年轻,我有灵感的激流。但是有人告诉我说,要是不学技巧的话,以后就会有麻烦,那个时候灵感没了,便需要技巧来做出补偿。要是我没有及时学到那种东西,那我现在就没法预先将结构勾勒出来。结构纯粹是技巧的问题,要是你早年不学会,你就永远学不会了。


《巴黎评论》:那么纪律对于你是非常重要的啰?

加西亚·马尔克斯:没有非凡的纪律却可以写一本极有价值的书,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。


《巴黎评论》:那怎么看待人造兴奋剂呢?

加西亚·马尔克斯:海明威写过的一件事让我感到印象极为深刻,那就是写作之于他就像拳击。他关心他的健康和幸福。福克纳有酒鬼的名声,但是在他的每一篇访谈中他都说,醉酒时哪怕要写出一个句子都是不可能的。海明威也这么说过。糟糕的读者问过我,我写某些作品时是否xidu,但这证明他们对于文学和dupin都是一无所知。要成为一个好作家,你得在写作的每一个时刻都保持绝对的清醒,而且要保持良好的健康状态。我非常反对有关写作的那种罗曼蒂克观念,那种观念坚持认为,写作的行为是一种牺牲,经济状况或情绪状态越是糟糕,写作就越好。我认为,你得要处在一种非常好的情绪和身体状态当中。对我来说,文学创作需要良好的健康,而“迷惘的一代”懂得这一点,他们是热爱生活的人。


《巴黎评论》:布莱斯·桑德拉尔说,较之于绝大部分工作,写作都是一种特权,而作家夸大了他们的痛苦。这一点你是怎么看的?

加西亚·马尔克斯:我认为,写作是非常难的,不过,任何悉心从事的工作都是如此。然而,所谓的特权就是去做一种让自己满意的工作。我觉得,我对自己和别人的要求都过于苛刻,因为我没法容忍错误;我想那是一种把事情做到完美程度的特权。不过这倒是真的,作家经常是一些夸大狂患者,他们认为自己是宇宙和社会良知的中心。不过最令我钦佩的就是把事情做好的人。我在旅行的时候,知道飞行员比我这个作家更好,我总是非常高兴的。


《巴黎评论》:现在什么时候是你的最佳工作时间?你有工作时间表吗?

加西亚·马尔克斯:当我成了职业作家,我碰到的最大问题就是时间表了。做记者意味着在夜间工作。我是在四十岁开始全职写作的,我的时间表基本上是早晨九点到下午两点,两点之后我儿子放学回家。既然我是如此习惯于艰苦的工作,那么只在早上工作我会觉得内疚;于是我试着在下午工作,但我发现,我下午做的东西到了次日早晨需要返工。于是我决定,我就从九点做到两点半吧,不做别的事情。下午我应对约会和访谈还有其他会出现的什么事。另外一个问题是我只能在熟悉的环境里工作,我已经工作过的环境。我没法在旅馆里或是在借来的房间里写作,没法在借来的打字机上写作。这就产生了问题,因为旅行时我没法工作。当然了,你总是试图找借口少干点活。这就是为什么,你强加给自己的种种条件始终是更加的艰难的原因之所在。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你都寄希望于灵感。这是浪漫派大加开发的一个词。我那些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同志们接受这个词非常困难,但是不管你怎么称呼它,我总是相信存在着一种特殊的精神状态,在那种状态下你可以写得轻松自如,思如泉涌。所有的借口,诸如你只能在家里写作之类,都消失了。当你找到了正确的主题以及处理它的正确的方式,那种时刻和那种精神状态似乎就到来了。而它也只能成为你真正喜欢的东西,因为,没有哪种工作比做你不喜欢的事情更加糟糕。

最困难的是开头的段落。我花几个月的时间写第一段,一旦找到了,余下的就会来得非常容易。你在第一段中解决书里的大部分问题。主题确定下来,接着是风格、调子。至少我是这样,书的其余部分会成为什么样子,第一段便是样板。这就是为什么写一部短篇小说集比写一部长篇小说要难得多的原因。每写一个短篇,你都得重新开始。


《巴黎评论》:梦境是灵感的重要来源吗?

加西亚·马尔克斯:刚开始的时候我对梦境投入很多关注,但后来我认识到,生活本身是灵感的最大源泉,而梦境只是生活那道激流的一个非常小的组成部分。我写作中最为真实的东西,是我对于梦境的不同概念及其诠释的非同一般的兴趣。大体上我把梦境看做是生活的一部分,现实要丰富得多;但也许我只是拥有很蹩脚的梦境。




《巴黎评论》:能对灵感和直觉做个区分吗?

加西亚·马尔克斯:灵感就是你找到了正确的主题、你确实喜欢的主题,而那使工作变得大为容易。直觉,也是写小说的基础,是一种特殊的品质,不需要确切的知识或其他任何特殊的学问就能帮助你辨别真伪。靠直觉而非别的东西可以更加轻易地弄懂重力法则。这是一种获得经验的方式,无需勉力穿凿附会。对于小说家而言,直觉是根本。它与理智主义基本上相反,而理智主义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我最厌恶的东西了——是就把真实世界转变为一种不可动摇的理论而言。直觉具备非此即彼的优点,你不会试着把圆钉费力塞进方洞里去。


《巴黎评论》:你不喜欢理论家?

加西亚·马尔克斯:确实如此。主要是因为我确实没有办法理解他们。这便是我不得不用趣闻轶事来解释大部分事物的主要原因,因为,我不具有任何抽象的能力。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批评家说我不是一个有修养的人的原因,我引用得不够。


《巴黎评论》:你是否觉得批评家把你归类或者说划分得太齐整了?

加西亚·马尔克斯:对我来说,批评家就是理智主义的最典型例子。首先,他们拥有一种作家应该是什么样的理论。他们试图让作家适合他们的模子,即便不适合,也仍然要把他给强行套进去。因为你问了,我只好回答这个问题。我对批评家怎么看我确实不感兴趣,我也有很多年不读批评家的东西了。他们自告奋勇充当作家和读者之间的调解人。我一直试图成为一名非常清晰和精确的作家,试图径直抵达读者而无需经过批评家这一关。


《巴黎评论》:你怎么看翻译家呢?

加西亚·马尔克斯:我极为钦佩翻译家,除了那些使用脚注的人。他们老是想要给读者解释什么,而作家可能并没有那种意思;它既然在那儿了,读者也只好忍受。翻译是一桩非常困难的工作,根本没有奖赏,报酬非常低。好的翻译总不外乎是用另一种语言的再创作。这就是我如此钦佩格里戈里·拉巴萨的原因。我的书被译成二十一种语言,而拉巴萨是唯一一位从不向我问个明白,以便加上脚注的译者。我觉得我的作品在英语中是完全得到了再创作。书中有些部分字面上是很难读懂的。人们得到的印象是译者读了书,然后根据记忆重写。这就是我如此钦佩翻译家的原因。他们是直觉多于理智。出版商不仅支付给他们低得可怜的报酬,也不把他们的工作视为文学创作。有一些书我本来是想译成西班牙语的,但是要投入的工作会跟我自己写书需要的一样多,而我还没有赚到足够的钱来糊口呢。


《巴黎评论》:你认为gubageming对拉丁美洲文学有何影响?

加西亚·马尔克斯:迄今为止是负面影响。许多作家认为自己有zhengzhi上的承诺,他们感觉不得不要去写的小说,不是他们想要写的,而是他们认为应该要写的。这便造成某种类型的谋算好的文学,与经验和直觉没有任何关系。古巴对拉丁美洲的文化影响一直受到很大的抵制,主要原因是在这里。在古巴本国,这个过程还未发展到那样一种程度,足以让一种新型的文学或艺术被创造出来。那样的东西需要时间。古巴在拉丁美洲文化上的极大重要性,是在于充当了桥梁的作用,把在拉丁美洲已经存在多年的某种类型的文学加以传播。某种意义上,拉美文学在美国的爆炸,是由古巴geming引起的。这一代的每一个拉美作家都已经写了二十年,但是欧洲和美国的出版商对他们没有什么兴趣。古巴geming开始后,对古巴和拉美就突然大为热衷了。geming转变为一宗消费品。拉丁美洲变得时髦了。人们发现,已经存在的拉美小说好得足以译成外语,可以和所有其他的世界文学一起来考虑。真正可悲的是,拉丁美洲的文化zhiminzhuyi是如此糟糕,因此要让拉美人自己相信他们自己的小说是好的,是不可能的,一直要到外面的人告诉他们才行。


《巴黎评论》:有你特别钦佩的名气不大的拉美作家吗?

加西亚·马尔克斯:我现在怀疑到底有没有。拉美爆炸文学的一个最好的副作用,就是那些出版商老在那里睁大眼睛,确保不要漏掉了新的科塔萨尔。不幸的是,许多年轻作家关心名气甚于关心他们自己的作品。图卢兹大学的一个法语教授,他写一些拉美文学的评论文章;很多年轻作家给他写信,让他不要对我写这么多,因为我已经用不着了而别人正用得着。可他们忘了,我在他们那个年纪,批评家不写我,而是宁愿写米格尔·安赫尔·阿斯图里亚斯。我想要强调的一点是,那些年轻作家给批评家写信是在浪费时间,还不如去搞他们自己的写作呢。比起被人写,去写作可是要重要得多。我的写作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一种东西,是直到四十岁为止,我从未拿到过一分钱的作者版税,尽管我已经出版了五本书。


《巴黎评论》:你认为在作家的生涯中名气或成功来得太早是不好的吗?

加西亚·马尔克斯:任何年龄段上都是不好的。我本来是想死后才让我的书获得承认,至少在资本主义国家里,届时你将变成一种商品。


《巴黎评论》:除了你最喜欢的读物,今天你还读什么?

加西亚·马尔克斯:我读最古怪的玩意儿。前天我还在读穆罕默德·阿里的回忆录呢。布拉姆·斯托克的《德拉库拉》是一本很棒的书,多年前这种书我可能还不会去读,因为我会觉得是在浪费时间。不过,除非是有我信任的人推荐,我是从来不会真正去卷入一本书的。我不再读小说。我读许多回忆录和文件,哪怕是一些伪造的文件。我还重读我最喜欢的读物。重读的好处是你可以打开任何一页,读你真正喜欢的段落。我已经丧失了那种单纯阅读“文学”的神圣的观念。我会什么都读。我试着做到与时俱进。我每周都读世界各地几乎所有真正重要的杂志。自从习惯了阅读电传打字机传来的东西,我就总是关注新闻。但是,当我读了所有严肃重要的各地报纸之后,我妻子却还总是过来告诉我还没有听到过的新闻。我问她是从哪里读到的,她会说是在美容店的一本杂志上读到的。于是我读时尚杂志,还有各种妇女杂志和八卦杂志。我学习只有读这些杂志才能学到的许多东西,这让我忙得不可开交。


《巴黎评论》:为什么你认为名气对作家这么有破坏性呢?

加西亚·马尔克斯:主要是因为它侵害你的私生活。它拿走你和朋友共度的时间、你可以工作的时间,它会让你与真实世界隔离。一个想要继续写作的著名作家得要不断地保护自己免受名气的侵害。我真的不喜欢这么说,因为听起来一点都不真诚,可我真的是想要让我的书在我死后出版,这样我就可以做一个大作家,用不着去对付名声这档子事了。拿我来说吧,名声的唯一好处就是我可以把它用于政治,否则就太不舒服了。问题在于,你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有名,而你又不能说“好吧,到了明天再有名吧”,或是摁一下按钮说“这会儿我不想有名”。


《巴黎评论》:你料到过《百年孤独》会取得巨大成功吗?

加西亚·马尔克斯:我知道那本书会比我其他的书更能取悦我的朋友。可是我的西班牙语出版商告诉我说,他打算印八千册,当时我目瞪口呆,因为我其他那些书的销量从来没有超过七百册。我问他为什么开始不能慢一点,他说他相信这是一本好书,从五月份到十二月份所有的八千册会卖完的。结果在布宜诺斯艾利斯,它们一周内就卖完了。


《巴黎评论》:你觉得《百年孤独》如此走红的原因是什么?

加西亚·马尔克斯:我可一点儿都不知道,因为面对自己的作品,我是一个蹩脚的批评家。我听到的最频繁的一种解释是,这是一本讲述拉丁美洲人的私生活的书,是一本从内部写成的书。这种解释让我吃惊,因为我最初想要写的这本书的题目是《宅子》。我想让这部小说整个的情节发展都出现在房子的内部,而任何外部事物都只是在于它对这所房子的影响。后来我放弃了《宅子》这个题目,但是这本书一旦进入马孔多城,它就没有再进一步了。我听到的另一种解释是,每一个读者都可以把书中的人物理解为他想要的东西,把他们变成他自己的东西。我不想让它变成电影,因为电影观众看见的面孔,或许不是他所想象的那张面孔。


《巴黎评论》:有人有兴趣把它拍成电影吗?

加西亚·马尔克斯:有啊,我的经纪人出价一百万美金,想要吓退那种提议,而当他们接近那个报价时,她又把它提高到三百万左右。我对电影没有兴兴趣,只要我能阻止,就不会发生。我喜欢在读者和作品之间保留一种私人关系。


《巴黎评论》:你是否认为任何书籍都能被成功地翻拍成电影?

加西亚·马尔克斯:我想不出有哪一部电影是在好小说的基础上提高的,可我能想到有很多好电影倒是出自于相当蹩脚的小说。


《巴黎评论》:你自己有没有想过拍电影呢?

加西亚·马尔克斯:有一个时期我想成为电影导演。我在罗马学导演。我觉得,电影是一种没有限制的媒介,那个里面什么东西都是可能的。我来墨西哥是因为我想在电影界工作,不是想做导演,而是想做剧作家。但电影有一种很大的限制,因为这是一种工业艺术,一整套工业。在电影中要表达你真正想要说的东西是非常困难的。我仍想着要做电影,但它现在看起来像是一种奢侈。我想和朋友一起来做,但对能否真正表达自己不抱任何希望。这样我就离开电影越来越远了。我和电影的关系就像是一对夫妻,一对既无法分开住却也无法住到一起的夫妻。不过,在办一家电影公司和办一份刊物之间,我会选择办刊物。


《巴黎评论》:作为作家,你有长远的雄心或遗憾吗?

加西亚·马尔克斯:有啊,我的经纪人出价一百万美金,想要吓退那种提议,而当他们接近那个报价时,她又把它提高到三百万左右。我对电影没有兴趣,只要我能阻止,就不会发生。我喜欢在读者和作品之间保留一种私人关系。


《巴黎评论》:你是否认为任何书籍都能被成功地翻拍成电影?

加西亚·马尔克斯:我想不出有哪一部电影是在好小说的基础上提高的,可我能想到有很多好电影倒是出自于相当蹩脚的小说。


《巴黎评论》:你自己有没有想过拍电影呢?

加西亚·马尔克斯:有一个时期我想成为电影导演。我在罗马学导演。我觉得,电影是一种没有限制的媒介,那个里面什么东西都是可能的。我来墨西哥是因为我想在电影界工作,不是想做导演,而是想做剧作家。但电影有一种很大的限制,因为这是一种工业艺术,一整套工业。在电影中要表达你真正想要说的东西是非常困难的。我仍想着要做电影,但它现在看起来像是一种奢侈。我想和朋友一起来做,但对能否真正表达自己不抱任何希望。这样我就离开电影越来越远了。我和电影的关系就像是一对夫妻,一对既无法分开住却也无法住到一起的夫妻。不过,在办一家电影公司和办一份刊物之间,我会选择办刊物。


《巴黎评论》:作为作家,你有长远的雄心或遗憾吗?

加西亚·马尔克斯:我想,答案跟有关名声的那个回答是一样的。前天有人问我对诺贝尔奖是否感兴趣,我认为,对我来说那绝对会是一场灾难。我当然对实至名归感兴趣,但要接受这个奖项是可怕的,甚至只会比名声的问题更加复杂。我生活中唯一真正的遗憾是没有生女儿。


《巴黎评论》:有什么进行当中的计划你可以拿来讨论的?

加西亚·马尔克斯:我绝对相信,我将要写出我一生中最伟大的书,但我不知道那会是哪一本,是在什么时候。当我这样感觉的时候——这种感觉现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,我就非常安静地待着,这样一旦它从身旁经过,我便能捕捉它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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